有句古话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戴笠曾经的患难之交王孔安、王兆槐、周伟龙、王天木、东方白等人，都被他罗列至帐下，先后外派委以重任。
留在特务处本部的铁哥们，只有徐亮、张冠夫、胡子萍等人，这几人忠诚可靠有余，胆魄才干不足，若再提升一级委以重任，恐难以独当一面，更不能为戴笠出谋划策。戴笠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几位江山同窗好友：姜绍谟、姜超岳、毛人凤、周念行、王蒲臣。
姜绍谟出仕最早，现已居行政院秘书高位，戴笠不敢做非分之想，也不愿将这位有恩于自己的挚友变为下属。后来抗战期间姜绍谟投身军统，戴笠始终待之为上宾。
另一位入仕较早的同学姜超岳，虽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却是黄埔一期毕业，早已当上了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机要科长，戴笠亦不敢打他的主意。
其实戴笠并不知道，姜超岳对他成见颇深。当年他与姜超岳同时报考衢属五县联合师范，他以第二名高分被录取后，放弃入学跑去杭州当学兵，被姜超岳视为反复无常的浪荡子。
长城抗战期间，特务处尚未建立电讯网络，南京方面有令，由北平行营代发电报。有一次，戴笠得到一份紧急情报，姜超岳却将情报一连扣压好几天，还在北平行营传言说:“这个戴某人来路不明，有乱党嫌疑，不要给他发电报。”
毛人凤的故事人尽皆知，这里就不再复述。
这五个人里，学历最高、学问最大的是周念行，戴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将这位留洋才子收入帐下。只是文溪高小毕业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1934年7月初，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戴笠亲自率领浙江警校特训班毕业班学员，前往庐山，负责蒋介石的外围警卫。一天早上的巡査中，戴笠在九江旅馆的登记簿上发现一个名字：周启祥。
难道是周念行?周念行字树美，又名周启祥。接下来的几行字，让戴笠确定无疑:籍贯江山，年龄37岁。
如此机缘巧合，让戴笠大喜过望，赶紧询问周念行的房号，得知周念行一早就外出了，于是留下一张字条，约定翌日上午前来拜访。
第二天上午，俩人在旅馆见面后，戴笠便迫不及待地问：“念行兄还在贵池县(今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吗，怎么有机会到庐山来?”
“说来话长，我这个县长干了七八年，也不见长进。有朋友给我指点迷津，说手里有部队就会有出头之日，劝我收编湘西陈渠珍部，我就是为这事来请示校长的。”
戴笠听了，深感这位仁兄呆气十足，难怪作为留洋高才生，七八年了还在县长的位子上徘徊。但特务处缺的就是这样满腹经纶的高级人才，正好借机挖过来。
“念行兄有没有想过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周念行耳目闭塞，对戴笠的情况知之甚少，直到这时才想起，忙问:“徵兰兄在哪儿高就，怎知我在这里?”
戴笠将特务处的情况及此次为蒋介石警卫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然后说：“陈渠珍是湘西有名的江湖匪首，要是能收编，委员长早就派人去了……”听戴笠这么一说，周念行才恍然大悟。
接着，在戴笠的劝说之下，周念行摘下“县太爷”乌纱，马上出任南昌行营调查科秘书，后又调任戴笠的办公室秘书。
周念行之所以肯来当“特务”，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充当戴笠的文化教员。戴笠只要有空，便请他讲解《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周念行的职务虽无大的升迁，却有大把的时间研究学问，这也正是他的兴趣所在。抗战胜利后，周念行升国民政府陆军少将。
戴笠死后，毛人凤任保密局局长，周念行又成为保密局局长办公室秘书，直至1949年去台湾。
在江山同窗故旧中，进入特务处最晚的是王蒲臣。
1935年12月5日，戴笠外出归来，张冠夫笑吟吟地递给他一张名片。戴笠一看，王蒲臣!
“这个小老弟，终于来了!”
对王蒲臣的情况，戴笠也略知一二。王蒲臣的堂兄王学素是陈布雷的秘书，再加上又有姜绍谟、姜超岳等四位颇有身份的人物联名函荐，王蒲臣先后出任浙江省江山县、庆元县、武义县教育局局长。
也正因为如此，戴笠一直没有邀请王蒲臣到特务处工作。如今王蒲臣主动登门，戴笠料到情况有变。详细一问，果然如此。
王蒲臣说：“已经卸任武义县教育局局长，到南京来，是准备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谁知教育厅长是周佛海，一向不喜欢这个人，还是决定不去了。我是特地来辞行的，看看你就准备回江山了。”
戴笠问：“你现在没有事做，不能留在这里帮忙吗?”
王蒲臣愣了一下，摇摇头。
戴笠询问之下，原来王蒲臣的看法与周念行一样，都觉得自己连开枪都不会，干不了特务工作。戴笠哈哈大笑说：“衮甫(张冠夫)也没读过军校，主管记账拨款不是干得蛮好?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来了还怕没你事干?”
中午，戴笠设便宴招待王蒲臣，由张冠夫作陪。饭后，王蒲臣正式上班，被派在甲室处理机要文件，月薪100元，这在当时算是高薪了。他在教育局局长任上，月薪不过50元。
从拜访到上班，不过三四个小时时间，王蒲臣一头扎进办公室里，足足六个月没有出过鸡鹅巷五十三号大门。后来王蒲臣到台湾后，著有《一代奇人戴笠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