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之工分和分红
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不知道工分和分红这两个名词，它们已经没人会提及，这是90年代前农村计酬的单位和付酬方式。现在的付酬方式不外乎月薪，年薪和按时计酬几种。而九十年代前在中国农村则是以工分为计酬单位，元旦后春节前一次性结算，俗称分红，辛寨子地区社员更愿意说成“劈红”，语气加重，既过瘾又赶劲。
辛寨子公社（现在的辛寨子街道）下属八个大队，分别是大辛寨子、小辛寨子子、前革、南山、由家村、大东沟、泡崖子和砬子山（现在叫社区）。我出生在砬子山村，以前最早叫满天红，后改名砬子山，改革开放后，村里成立实体又更名为天虹实业公司。在成立合作社（俗称入社）时砬子山在辛寨子公社的实力是遥遥领先的，当时入社，个人把自家的土地和生产工具及自有的买卖全部上交集体，以入股的方式清空了除生活资料以外的所有个人资产，每家换回了一个金额不等的股权证。砬子山陈姓的一家人把汽车上缴了，砬子山也就成为辛寨子公社唯一有汽车的大队。所以说现在所有农村的土地和起家的生产资料都来自于全体农民投入，我小时候在姥姥家里还看见过股权证，听说最早每年还有点红利以后渐渐就没人提了，现在年轻人都没听说过这件事。
砬子山村当时分农业队和副业队。农业队下属蔬菜队，大田队，果树队等，具体负责人为小队长，每个小队配有会计。副业队则是创收主力，下属石矿，车队，机械厂，基建队，鸡场等。考虑到对大队贡献不同，劳动强度和技能差异，所以工分制成为当时农村的计酬单位。一个壮劳力一天最高为10个工分，算一个工，而妇女和未成年人及体弱者略低，一般7分起步，我母亲每天7.5个工分。以为母亲为例，一个一年出工300天算，7.5*300=2250个工分，折合225个工，如果一个工劳评1.5元，那她老人家一年的全部收入1.5*225=337.5元。每年元旦后大队和小队就可以统计工分，进行年终决算。扣除一些提留等，可分配收入除于全体社员的总工时，就是每个工的收入。80年前后一个工也就一元钱多点。1981年砬子山村整体劳评1.61元，各个生产队不等，最高一块八，最低一块三四。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泡崖子大队是辛寨子公社第一个突破二元大关的，那应该已经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了。一个壮劳力一年最多300多个工，总收入最多七百元上下。1980年我二舅和舅妈结婚也没几年，那年两个人分红分了一千多点在村里轰动一时。因为二舅在车队开60马力的拖拉机，多拉快跑，人又精明能干，舅妈在机械厂翻砂车间，劳动强度大，有污染，还属于技术工种，所以二个人在村里都算是高收入人群了。第一个买上了电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还得凭票，我们家买不起转给了二舅家，大连电视机厂12吋的黑白电视，星海牌。
如果说农民一年中最幸福的一天那一定是分红（劈红）这一天。全村人都喜笑颜开，去生产队排队领钱，辛辛苦苦劳作一年，也只有这一天才能摸到实实在在的钱，一年的辛苦换来了不甚厚的一沓票子。有的人家因为劳动力少，平时有困难或有病的原因，在生产队有过预支款，还要扣除口粮款，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尽管有所思想准备但还抱有一点点希望，最后还是得到一张红字的条子，还倒欠队里钱，好在那时还是很人性化不会逼你还钱，可以欠集体钱，明年决算再还，不行就后年[流泪]。不管怎么样，分红前后那几天，空气中都充满了喜庆的味道，合作社里难得挤满了人，买点布，为大人孩子做一身过年的新衣，糕点罐头多少也得买点，亲友长辈的礼数还是不能少的，孩子兜里也难得看见几块硬水果糖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月领工资退休金已经是再习惯不过的事情，收入也是几十倍几百倍地增加了，但再也没有那种对年终岁尾对一年收入即将到手的期盼了，那种幸福马上就要来临的期盼，而工分和分红也永远退出了人们的记忆了。
蚂蚁虽小，五脏六腑俱全。这是我们村委新年之前"评选"出来的村委会领导班子，请看：
村支部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
村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村委会计一名。
村治保主任一名，副主任一名。
村妇联主任一名。
村委办公室主任一名。
村基建主任一名。
村统计一名。
村团支书记一名。
不是说书记主任一肩挑吗？我们这里好象还没有实行。
值得一提的是，村委这次新增的领导班子成员中大部分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的是在外创业成功者，回来后带领群众致富大有希望。他们的学历也都是地地道道的高小文凭。
年轻人有魄力有干劲，群众有希望有盼头。
热烈祝贺我们村委新一届领导班子组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