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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系统概述16. 复杂系统角度看待传统文化
狭义的传统文化可定义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支持组织，可以将传统文化视为构成社会复杂系统的子系统，其核心组分是相互嵌合的血缘宗族和王权官长，主要内容为以三纲五常为载体的八德（忠信孝悌礼义廉耻）。其动力学因素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即精耕细作的大河文明；其演变方式具有迭代性，即新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旧的文化，而是从其衣钵中孕育成长；其表现方式具有异步性，即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展的时候，比如遇到草原文明或海洋文明冲击时具有时滞性，成为具有稳定作用的内在负反馈因素；而在推动引导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升级发展时具有前导性，成为破旧立新的内在正反馈因素（社会系统外在正反馈因素是环境资源及其利用度），需要指出的是系统的正负反馈没有正误优劣之分，系统通常情况下表现为负反馈的作用，但明清文化对社会系统演变的负反馈越来越明显的呈现出阻碍进步的作用。
近代以来在西方海洋文明的剧烈扰动下，王朝的大河文明再也无法像数千年来同化蛮夷的草原文明那样，而面临被同化和被肢解的危机，百年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铸成社会意识的钢铁洪流，激烈冲击着血缘宗族和王权官长的文化基石，组分间的既有长程关联减弱必然引发传统文化的不断消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大众文化和斗争文化唤起四万散沙长程关联形成社会系统的文化超循环，最终以剧烈相变方式基本完成了对传统文化子系统的批判再造，进而引领了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原不入眼的工农大众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通过一边倒获得了基础工业的全面支持，以农补工的艰辛模式完成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又幸运的把握住日美第四次产业转移的窗口期，最终从封闭纯粹的农耕文明跃迁为全球化全方位的工业文明，社会契约关系得以广泛传播，经济得以高速发展。
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下，青年人背井离乡迎接新生活的挑战，宗族老人对于青年人的社会经验加成也同时逐渐降低，另外爱的付出如涛涛江水一代代的往下传递，新生常有不期而遇的幸福和惊喜，老去仅剩摆脱不了的忧伤和遗憾。这既是生物繁衍进化的基本规律，也是复杂系统演进角度上养老总是微弱于抚幼根本原因（此处略去基于近平衡态最小熵产生原理的系统分析），这些因素都使得自然张力下的血缘宗族关系近年来有所消解。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血缘关系的社会核心地位仍然无可替代，其中忠孝文化更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因而得以传承，而孝文化的内容将会注入新的元素，比如尊重和科学，作为老少中间的年青一代应该学习前后两代所需要的健康生活，学习他们需要的爱的方式和内容。爱无所图，爱有所途，付出基于尊重的和被尊重的、健康的和科学的爱。而王权官长的忠文化转化成了对国家，集体的奉献和对师长的尊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文化起着润滑剂和助推器的重要作用，随着国家共同富裕政策的逐步落实和社会人口老龄化的进展，血缘核心的孝文化也必然会重新绽放，一个具有崭新文化的社会复杂自适应系统将逐渐清晰的浮现。
狭义的法律战是指发生武装冲突时,特定主体为获取和维护其利益而进行的法律交锋.俄罗斯车臣冲突中,俄罗斯为维护其国家和民族利益,灵活运用国际法,与其交战方围绕统一与独立、人权和人道保护,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多层面的法律斗争.总结其法律战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量子纠缠理论证明物质消失了吗？（二十）
本短文简要阐释的主题是：对象性活动使意识摆脱了生物学的直接需要。
劳动活动以工具为中介产生了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客观的劳动活动的格向着主体的方向内化为意识或逻辑的格，体现了劳动对思维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主体的意识、思维，意识到了自己，使自己与它物、劳动区分了开来，既把自己作为对象，又把自己的活动作为对象，在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从主体向着客体方向的活动，就是“对象性活动”。
对象性和对象性活动是马克思十分强调的哲学范畴。从对象性活动出发说明意识、思维、感觉的发展，是马克思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贡献。这一范畴对于理解反映和掲示思维的反映本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一，对象性活动的含义。
对象性活动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看，对象性活动指一切自组织系统（生物、动物、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自组织系统必须以环境为对象，从环境中汲取自身所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这种自组织系统指向环境的活动都成为对象性活动。这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表现为从刺激感应性、信息定向性、动物行为和心理，到人的活动、意识的发展过程。
从狭义上理解对象性活动，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开展的对环境的改造过程，也就是劳动。马克思指出，动物的对象性活动“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这就是说，只有在不受自己生物学的直接需要支配时的对象性活动才算是真正的劳动。劳动这种形式使人摆脱生物学的直接需要，从而使劳动本身成为人的对象，使人能够自由地对待劳动和劳动产品。
二，对象性活动为思维的相对独立创造了前提条件。
思维从劳动中产生，也只能从劳动中获得独立的前提条件。这种条件有两个：
第一，对象性活动使人类摆脱直接的生物学的肉体需要，从而创造出意识相对独立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断由变动的形式，变为存在的形式，不断由运动的形式，变为物质的形式”（《资本论》第1卷，第185页）。这就是说，以自己的意志、目的为指导的人的劳动，不象动物那样直接地依赖对象，它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和产品，这体现了思维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性，而这种对象性活动又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过程。
第二，对象性活动使人把自己和劳动活动本身作为对象，为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分化和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指出，“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这样，“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页）。就是说，对象性活动表明，人已经把自己和自己的活动作为对象来思考。当人把自己与它物区分开来的时候，表明意识已经有了某种独立的性质，只不过这种独立性还处在朦胧的与劳动活动浑为一体的状态。
华人与华裔的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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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华人=道统、血统、法统上的中国人。
华裔=血统上的中国人，法统上的外国人。
所以美藉华人与华裔美国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的主体词是中国人，而后者的主体词是美国人，两者毫不相关。
人的本质是意识，意识活动的总和是文化，文化的总和是道统。华裔美国人绝大多数就是所谓的香蕉人，尤其是港台地区的移民和移民的二、三代，文化上基本已美西化，所以国人切不可自作多情的将其称之为美藉华人，甚至还视为同胞那是自讨没趣，正确的称呼应该是华裔美国人。
#汕尾头条#“六人农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的红色记忆
文/戴镜兵 黄城英
今天，是“中国农民运动大王”彭湃成立“六人农会”一百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不能忘记。一百年前的今天，1922年7月29日这一天晚上，在彭湃锲而不舍的宣传教育下，张妈安、林沛、李林焕、李思贤、李老四五位农民应约来到彭湃的得趣书室， 成立“六人农会”。制定了“六人农会”的三条纪律：（一）服从指挥，叫你去抓老虎舌、去钻刺丛、去下海，也是要去,有什么任务一定要完成；（二）革命不要钱，不替有钱人做事；（三）要严守秘密，不论父母、妻子、兄弟，都要保守秘密；如果被敌抓去，不许出卖同志。这是广东最早成立的农会组织。“六人农会”的成立，标志着彭湃群众工作思想认知的提升和工作方法方式的转变。通过与“六人农会”农民代表交往和开展农运的实践，彭湃学到了与农民平等平行相处之道，在教育农民的同时，也向农民学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共同推进农民运动，摆脱了“眼光向下” 的“大众化”手段的积弊。他进而将向农民代表学得的农民群众信仰“侠义”并渴望得到生活、生产扶助的特点，与阶级斗争理论有机结合，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 “先扶助、后联合”的农民运动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将马克思主义当教条，凌驾于民意之上，真正做到了以群众为主体，是广东农民运动成功的基石。实践证明，建党早期，彭湃在领导农民运动实践中，初创的群众路线，是党创立科学的群众路线的直接来源和实践基础。在建党初期的农民运动中，“六人农会”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星星之火，对赤山约农会、海陆丰农民运动、广东农民运动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刻影响和发展壮大，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和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要利用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大宣传力度，使之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通过开展各种纪念活动，讲好海陆丰红色故事，弘扬海陆丰革命精神、提升海陆丰革命精神价值、传播海陆丰革命精神力量，不断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为海陆丰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而不懈努力。
少女佳禾》的英文译名是《Summer is the coldest season》，这样一种对常识进行翻转的意象性表达，与青春期少年莫测而敏感，甚至有点“矫情”的内心世界，倒是颇有几分吻合。在十几岁的年纪，所有的情绪都太容易被拉伸到极致，世界仿佛摆渡在极度的充盈与极度的匮乏之间，永远不安。
但这部电影何以成为青春片似乎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怀旧的青春：中国特色青春片类型分析》一文中写道：“青春片，广义上来说，是一种电影题材，一种对于青年生活、青春岁月、成长主题的或乐观、或悲观、或写实、或戏剧化的表达；而狭义上来说，则是一种类型，一种基于一系列具有共性的能指符号对青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冲动、叛逆、错失、莽撞和迷误的驯服、救赎和引导。”总的来看，青春片是基于青春期（英语adolescence，一般指12-18岁，而在中国语境下，这一阈值会延长）的一系列“所指”（一切与青春有关的体验和记忆），与“能指”（学校/游戏厅/流行音乐等符号）耦合的影像产物。
从这个层面上说，《少女佳禾》确实是一部青春片。女主角李佳禾是一个未满14岁的青春期少女，这正符合青春片的主体设定。我曾设想，假如把主体置换成一个成年人，这个故事是否还成立，发现答案是否定的——正因为佳禾是个不需要负刑事责任的少女，她才能如此“心无旁骛”地实施复仇计划，故事的合法性基点正是人物的少年身份。
但影片的内核是否指向了一种青春期所独有的生命体悟？并未作出示范性的解答。
成长中的阵痛、迷惘、焦虑、热望、反叛，一切向成年的过渡中，生长出来的纤细而看似无因的经验纹理，都可以是青春片关涉的对象。在我看来，青春的两个最为典型的症候便是反抗与创伤。
青春片的类型语法往往来自于成人世界的主导价值观和青春叛逆亚文化之间的紧张感。美国文化学者约翰·刘易斯曾讨论了青春片中青春反抗性的六个面向——郁闷、犯罪、性、消费、反叛、倒退，认为青春片的文化功能是对于主流价值观的再确认，并具体地通过青年的异化和再社会化来完成。可以说，大量的青春片正是以成年世界与青少年世界的二元对抗为母题，比如《无因的反叛》《死亡诗社》《坏孩子的天空》《伯德小姐》等等。在这类叙事中，老师/家长等成年人具有权威性的价值体系往往是被质疑，甚至抵牾的对象，而青少年的反抗则被投予了某种眷顾的目光。
另一类叙事则是“青春残酷物语”。青春是一种创伤记忆，这并不是说青春必须经历某种重大的创伤，而是说青春在本体论意义上就是一种创伤，青春必须以创伤的形式敞开自身。青春作为人生的一段裂变期，内部孕生着一种生长的热烈冲动，但同时这种生长又是未完成的，青少年的身份认同，自我与本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建构都是不完整的，这两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一种自然的撕裂与创伤，《关于莉莉周的一切》《九降风》便是这类叙事的典型文本。而爱情这种特别的经验形式，则常常成为这种创伤症候的呈现介质。
从内核看，《少女佳禾》确实触及到了青春片的底色，然而这种触及却浅尝辄止。影片探讨了很多与青少年群体共生的议题，比如校园霸凌，比如与原生家庭的紧张关系，比如青少年犯罪，比如社会青年，比如人生选择，但都没有深入探索，而最终沦为了一种符号式的拼贴。尤其是佳禾最终的选择与和解，这一本应成为爆发点的情节，却被“举重若轻”地处理，甚至带有某种超现实的“梦幻”感。
归还给问题少年的“无辜感”，矫枉过正
佳禾有着少女砥石般的刚硬和野蛮生长的血气，她不会像成年人那样瞻前顾后、权衡利弊，她只相信杀人偿命这一原始命题，对于复仇有着近乎执着的坚持。而当她在河里试图溺死弑母凶手于镭时，却“鬼使神差”地放弃了。至于原因，则在片尾的对话中揭示了出来：“你应该再坚持一下，差一点就可以替你妈妈报仇了。”“我不想变成另一个你。”
从此，佳禾和于镭和解了，和父亲和解了，和生活和解了，逐渐“走上人生巅峰”。但这一切的内在动因，居然只是她在水里仿若接受了神谕的一瞬间。如果一定要为她的茅塞顿开找到一个现实基础，那可能就是临终关怀医院里教官的一句话：“原谅别人很难，被人原谅也很难。”
一个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渡口，摇晃着行将步入歧途的少女，竟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她的归位，本应有的深度就这样被轻轻夷平了。
而于镭三年前的那次选择，则显得更“无厘头”。故事的主线便是循着佳禾复仇计划的推进，一点点剥开当年于镭杀人的真相——这样一种悬疑元素的置入，算是影片的一个亮点。但当真相彻底揭开的一瞬间，却让人感觉仿佛抱了一路的石头蓦地坠入水里，连水花都没溅起——“追了个寂寞”。
于是，当于镭试图用电影《机遇之歌》解释自己当初选择的不透明性和绝望（他用到一个“掷骰子”的比喻），在我看来，反倒是一种矫饰与故作深沉。
由父亲节说开去
先历清三个概念，再进行详细讨论。
一阵风：（1）比喻闪过即逝，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能长久。（2）、又是说自然界引起的风。也是比喻感觉十分恐怖，凉飕飕的。
跟风：（1）广义讲，应该是学习、跟随一种风尚或潮流。是一个中性词。（2）狭义讲，是一味盲目的跟潮流，不管是否切合实际。这则是贬义词。（3）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把跟风作为贬义词来用的，指突然盛行起某样东西时，自己没有或缺少主见，不经过仔细思考，盲目跟随潮流，参与，模仿，或可说是价值观的一种迷失。
从众心理，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实验表明只有小部分人能够保持独立性，不被从众，因此从众心理是部分个体普遍所有的心理现。
今天我想要说的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民族心理行为，那就是一阵风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就是跟风，跟风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众心理在作祟。
昨天是父亲节，其实父亲节本来不是中国人的节日，它来自美国，是个泊来品。它何以在中国就风行起来呢？我想这是与我们的特殊国情有关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由防范南明，到中期自大，再到闭关锁国，最后到洋枪洋炮打破国门，接着逼迫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就象久圈羊圈的羊刚刚被放出来时候风狂的样子。疯狂的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此时西方各种东西纷纷传入中国。
中国有些事情往往是一阵风。很快的来很快的去，没有持久性。本来父亲节就是一天的节日，主要通过这个节日唤醒人们对父亲的尊重和感恩。记住父亲抓养子女的不容易。但是人们往往形式化了，没有落实在长期的生活细节之中，这就是不应该的。
一阵风的弊害有两端：其一是走形式，不注重实际实效。其二做的不长久，不坚持。现今中国对敬老尊老养老不那么重视了。一些老人的生活状况极不好，尤其农村老人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多子女的家庭问题还比较严重，三家四靠倒了锅造，老人没有人供养，他们生活在困难线上。这还与农村的环境有着特别的原因。城市的老人多半有工资，有钱问题解决就比较容易些。
跟好风还比较的好，如果跟不好的风那就不好了。现在社会跟风的根原有两个。一个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形态主要是一个自耕的封建专制社会。宗族社会要求所有家族成员要求与族长家长意见相一致，不一致就是大逆不道。封建专制皇帝的意见就是圣旨。大臣不得违抗，老百姓不得违反。这样就形成了群体观念和群体意识，群体行动。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跟风人为什么那么多的原因。一个是媒体的大肆渲染抄作，这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商人为了赚钱，互为表里共同形成了跟风的社会舆论，推动一阵风跟风一次次发生。这种风气可以说不好。不好有三：其一是盲目性。盲目的跟潮，盲目的模仿，盲目的参与，
盲目跟风迷失了真正的价值观。这种现象是从众心理的集中体现，与创意创新发展格格不入。与我们国家革故鼎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不协调。其二是没有或者缺少自主见解。就会形成千篇一律，千人万人一面，就会失去个体的主体意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国家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其三是严重一阵风跟风时候一长就会形成民族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严重损害了国家快速发展的驱动力，严重影响我们整个民族在世界各国中强有力的竞争力，十分不好。
观念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
社会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也写作“意识型态”）是指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一种观念的集合。 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Count Destutt de Tracy）在1796年所创造的，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之际，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所批评，高傲的拿破仑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自后在言语的使用上，“意识形态”偶尔会表现出负面的意涵。 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存在于共识，与一些哲学趋势中。
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其中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哲学思想起指导作用。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反映一定阶级利益，为一定阶级服务。
先进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对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巨大促进作用。社会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在意识中的表现。
意识形态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集中体现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19世纪初，法国哲学和经济学家D.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把意识形态作为和经济形态相对应的一个历史唯物主义重要范畴。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
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起源于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物质生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各以特殊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整体。
社会意识形态是指社会意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和表述形式。社会意识是社会意识形态或形式的本质、内在规定和组成部分。
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世界和万物的存在、运动、变化、行为等。例如：天体运行、四季变化、社会运动、人体行为。社会意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形式是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例如，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和人自身的繁衍生产行为。
我们要发现意识，全面了解和掌握意识的特征，必须通过意识的表现形式这座桥梁，通过观察世界和万物的存在、运动、变化、行为等意识的彰显部分才能够实现，舍此再无其他道路。
现绝大多数人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狭义、具体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意识是人关于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和行为的意识、意念、愿望、理想、方案、路线、观念。我们通过观察人的社会活动和行为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了解和掌握社会意识的本质和特征。
社会意识的表述和传播形式是社会个人创造的思想、观点、理论、主义、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图画、法律、规章等。
毛主席在井冈山开始了他的生涯，但他依靠的是一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被称为“人民军”。“人民军队”这个名称的精髓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因为“孩子”这个说法，我们面对的是“长辈”。刘邦进咸阳时，曾“与长辈立下三条规矩”，而项羽的圣像打败圣像，曾说“我在江东与长辈无面。”
要了解什么是“长老”，就要了解秦汉唐时期中国的基层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护吴制度，即五户一保，选拔最忠勇的基层首领。在墨家，他们也被称为“侠义”。在普通人眼里，他们是立足农村社区，扶贫济困，为基层百姓打拼的“英雄”。他们代表了基层人民的“民心”。
这些人平时维护公共秩序，战时被征召入伍。按今天人的理解，所谓“长辈”，就是基层的“复员军人”，也就是军人烈士。但宋代中华国运衰落后，国家以募兵制取代了兵役制度，基层家族制取代了军保制。在基层，朱的乡规民约是有的，但没有军队编制，基层有乡绅，而不是“军烈属”。王安石变法是建立基层护甲护马制度。明代王阳明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江西客家人中恢复了秦汉唐保吴制度，并以此制度为基础建立了民团。
江西永新一带，是历史上受政府和地主压迫的客家人的故乡。
王阳明和毛主席一样，都是在江西永新以清理人心开始军旅生涯的。
当时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建乡村。重建农村的方式，与朱的不同，标榜一种特殊的农村秩序(规章制度为民)，并自上而下地在农村实施。而是针对基层社会的实际矛盾，让每一个“当下的自己”、每一个基层公民都发挥农村的主体作用——这就是“致良知”。
用毛主席的话说，这叫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1917年8月23日，毛主席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写道:“圣人，大有根基之人，圣人，小有根基之人。”1973年1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了这样一句话:鲁迅是“圣人”，我只是一个“圣人”。
圣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场和政府官员，犯罪名和利诱。圣人代表的是人民，基层的民心。圣人是基层群众的领袖。
正是因为“圣贤”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不再是罪名利诱，而是思想教育，即启蒙基层民众的意识——也就是“致良知”。
这种思想主张对待社区成员如“学生”和“儿童”而不是“人”。一句话，表明了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区别:一条是胥吏对百姓，一条是圣贤对子弟，或者说是老师对学生。只有走一条路线，就是把人民当“长辈”，才能带出“孩子”，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君子。
所谓“大源”，即正义的良知，圣人是天道的载体，圣人是正义的发现者。
正是从基层人民中，毛主席发现了正义和良知。这些话，朱、陆九渊、王阳明乃至曾国藩都说，他们都曾下定决心要做这样的圣人，或做“文人”，或做“武人”，要勇于从基层做起，改造中国。
这种治理天然依赖于文化和信仰，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治要靠学，学和治不能一分为二。这是“战斗、生产、学习同时进行”，这是“学生一样，专注学习，学点不一样的”，这是“知者所为”。“知一行者成就，学圣灵的功夫只有一个，知与行不能一分为二。”
总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学习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基本上在于“调查研究”和“团结人民”。所以毛主席提倡开会和思想教育来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营造出一种类似“不会有诉讼”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王阳明认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治理，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三代人的历史很长，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毛主席写的生动的思想，老幼的陈述，共产党在井冈山、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说明宋明理学最大的贡献是使士人深入基层，从基层重组社会。
继承儒家思想精髓的是毛主席。
什么叫做「与长辈约三章」？怎样才能以学者的方式从事政治工作？那就是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那就是咨询人民，那就是在人民中间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方法就是调查研究。
调查是“良心”的基本方法。
这些也是毛主席终其一生相信和发动人民的原因。正是他的先进思想认识到了这一点，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